这一时段殷商与岐周的关系，乃是一个谜。

由于史料含糊，我只能在此作胡思乱想。我猜测岐周与殷商的关系并没有继续恶化，姬昌应该是选择了与帝乙和解，重新归附殷帝国。因为一个意外事件，几乎毁灭了岐周。这是发生在帝乙三年夏季的一次大地震，震中正是位于姬昌所在的岐周地区。即便到了今天，地震仍是人类生存最大的威胁之一，其破坏力较其他自然灾害要大，只要回顾一下汶川的地震便不难认同这点。那么这起发生在三千年前的地震，一定让周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，于情于理，姬昌也应该与殷商和解，以便致力于灾后重建。

对于殷帝帝乙，他肯定不愿意与岐周陷入长期战争之中，因为他还要面对昆夷的进犯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双方选择和解应该是理所当然之事。再说了，周乃是戎狄的克星，能利用姬昌的力量来阻挡西方的蛮族，对于衰落中的殷帝国来说，不啻为一个好消息。

大家知道，姬昌有一个“西伯”的头衔，这个头衔是什么时候得来的，史书没说。我估计是帝乙封给他的，因为大约在这个时候，他就被称为“西伯昌”。西伯便是西方之侯伯，即西部诸侯之长。用土一点的话说，就是西方霸主。

“西伯”这个名头是有用的，至少殷帝国默认了姬昌在西部的霸主地位。成为真正的霸主，并不完全凭恃武力，姬昌懂得统治的秘密。打从小时候起，他就是个聪明绝顶的人，也正因为如此才深得祖父古公亶父的喜爱。事实上，他身上兼有祖父与父亲的优点，既有宽厚深沉的一面，亦有勇武无畏的一面。与成汤的子孙相比，姬昌更能深得商朝开国大帝的衣钵真传。得人心者才能得天下，尽管我们还很难肯定这时的他有夺取天下的雄心。古公亶父与季历留给姬昌丰厚的政治资本，古公亶父以仁德安民，季历以攘夷保境，这正是诸多部落归附周的原因所在。

《史记》中用一个颇为有趣的话：“西伯阴行善。”行善便是行善，还加上一个“阴”字，看上去不那么光明正大，反倒像是偷偷摸摸。这“行善”背后果有阴谋吗？可以回答：是的。谁喜欢生活在暴政之中呢？谁不向往有一个公正、公平的政治环境呢？夏商时代，仍不是一个完全独裁的时代，天子充其量不过是诸多诸侯中最大的一个国家罢了，天子要是不“行善”，民众就投奔“行善”的诸侯，这就是人心所向。

西伯姬昌的声誉日隆，无论是真诚行善也好，是政治作秀也罢，他在别人眼中都是一个高尚的人。敬老慈幼，礼贤下士，勤于政事，不贪不逸，他打开大门，迎接天下的贤人志士。当时的社会名流如伯夷、叔齐、太颠、闳夭、散宜生、鬻子、辛甲等人都纷纷慕名而来，西伯的名声，几乎要盖过殷帝了。

再来看看殷商的情形吧。

自武丁大帝之后，殷商天子可谓是一代不如一代。帝乙上台后，殷商居然遭到姬昌的进攻，天子被诸侯围攻，这是很没面子的事情。《史记》干脆就只写一句话：“帝乙立，殷益衰。”本来就很衰了，现在更加衰。

帝乙没有能力重整旗鼓，只能寄希望在自己儿子身上。他的长子启是一个不错的人，宅心仁厚，是个理想的接班人，可是启并不是正室所生，只能算是庶子。在古代，嫡子与庶子身份有别，一般来说，只有嫡子才有继承权。帝乙虽然器重启，却不敢把帝位传给他，而是传给了嫡子受。受称帝后，称为受辛，后来天下人称他为“纣”。如此一想，“纣”字显然不是好字眼，据说中国博大精深的释义里，“纣”意指“残忍捐义”，另外还有几种说法，比如“残义损善曰纣”。不过我认为这些意思，应该是在纣王以后才赋予的。

对中国人来说，纣几乎与暴君是同义词了，“助纣为虐”已成为被广为使用的成语，而纣王也早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。正如夏桀一样，作为亡国之君，商纣也因为政治原因被大大丑化。关于商纣的种种传闻，许多根本就是子虚乌有。不过商纣比夏桀要残暴，这应该是事实。

儒家巨擘荀子曾称商纣“天下之杰也”，这位末代帝王并非庸庸之辈，实为有魄力之君主。他天资聪颖、辩才无碍、思维敏捷、行动果断，这是智慧方面；至于武力方面，他勇敢非凡、武艺高强、膂力惊人，竟然可以赤手空拳与猛兽格斗。这些优秀的品质不是笔者胡编乱造，而是出自《史记》的记载。

然而，正是这些优点，反倒成了他的缺点，这么说乍听起来自相矛盾，其实不然。他才智出众，故而目空一切，对他人的进谏充耳不闻，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；他辩才无碍，口若悬河，故而可以把白的说成黑的，把黑的说成红的，把群臣驳得哑口无言；他的功夫天下第一，就算混在江湖，也坐得了第一把交椅。所以他对谁也看不起，是典型的自恋狂。

在商纣看来，天下尽在他的掌中，就像老祖宗武丁那样，“有天下，犹运掌也”。可是我们明明分析过，殷商的运势不断衰减，特别是商纣老爹时“益衰”，那么商纣哪来的自信心与底气呢？他凭借的，正是自己的智慧与勇气。

后来臭名昭著的纣王真的有智慧吗？真的有。

他与夏桀一样，做着同样的梦，便是要把诸侯全部捏在手中，建立帝国史上无上的功业。但两人做法不同，夏桀是试图以武力使诸侯屈服，商纣则显得更有智慧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