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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了1924年9月，军阀张作霖集结15万人，分两路向山海关、承德等地发起进攻。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，调集20万人迎战。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。10月，吴佩孚正要向张作霖发起总攻，不料系属吴部的冯玉祥突然倒戈回师北京，一举推翻了直系军阀政府。

11月14日，坚决反对帝制的冯玉祥派兵逼溥仪离宫，历史上称之为“逼宫事件”。当天下午，溥仪带着“皇后”婉容、“妃子”文绣等人离开皇宫，搬进父亲载沣的住处。

由于不满载沣的胆小怯懦，同时又担心被冯玉祥加害，溥仪没在父亲处住多久，就逃进了日本公使馆。当时日本对落难的溥仪，表现得十分热心。不仅慷慨地为溥仪提供舒适的栖身之地，而且还利用日本控制下的《顺天时报》，连续发出表示对“皇帝”的无限“同情”，对摄政内阁和国民军无限的“激愤”。这样的消息和评论，让溥仪不由得对日本人心生亲近之感。

此时的溥仪面临三种选择：做个贫民、“复员还宫”和“借外力谋恢复”，当一班清朝遗老们吵来吵去，争执不休的时候，满怀复杂野心和仇恨的溥仪已经暗中做出了自己的决定：一定要借助日本的力量重新做皇帝！

溥仪最初打算先出洋到日本去，再谋划下一步出路。于是，在日本人的护送下，溥仪首先到达天津，“为出洋做准备”。不料，由于各方的推脱和局势的不允许，溥仪在天津一住就是七年。

此时的溥仪，是一位失势的旧皇帝，在军阀林立的乱世，被无数人觊觎、利用着，对其进行了大量情感投资的日本也不例外。1931年日军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，占领中国东三省。为了能在东北顺利地实行殖民统治，日本借口帮助溥仪在东三省复辟，将溥仪从天津骗来。大喜过望的溥仪不及深思，立即同意了日本关东军的建议——执掌“满洲国”的大权。

1932年3月，“满洲国”建国，溥仪任“满洲国”执政，年号“大同”。1934年，改国号为“满洲帝国”，溥仪改称皇帝。满心欢喜的溥仪欢喜着利用这个机会，自己能重登大宝，可惜不久后，他就发现，“执政”的职权只是写在纸上的，并不在他手里，甚至连登基成“满州国皇帝”时，都必须穿关东军指定的“满洲国陆海空大元帅正装”举行典礼。

在“满洲国”的日子里，穿着西服的溥仪几乎无权过问任何事情，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幻想破灭，尤其是一向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伪兴安省省长凌升被日本斩首“杀鸡儆猴”之后，溥仪的恐惧日益加深。此事过去不久，原蒙古王公德王前来看望溥仪，闲谈中，德王埋怨说日本人过分跋扈，自己样样都不能做主，溥仪不免同病相怜，还安慰了德王一番。不料第二天，关东军派人来问：“昨天的谈话，是不是对日本人表示了不满？”溥仪吓得心惊肉跳，只得随口搪塞过去。

此后，他戒心加重，再也不和任何人说真心话了。而对于日本人，溥仪则更加小心翼翼，“复辟”的梦破灭了，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不让日本人“灭口”，才是头等大事。溥仪后来道出了他当时的恐惧：“我在狼面前是只任人宰割的羊。”

在生命饱受威胁的日子里，溥仪无事可干，除了吃、睡之外，就是打骂、算卦、吃药和害怕。随着日本崩溃的迹象愈加明显，溥仪对日本人就更加诚惶诚恐，这也导致他将怒气转而发泄到家人和仆人身上，动辄对他们进行打骂。同时，他还终日卜卦算命，吃斋念佛，希望神佛保佑自己。这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，终于毁了溥仪的身体，他只能拼命地打针吃药，勉强维持精力。

1945年8月9日，苏联向日本宣战，日军即将崩溃，溥仪等人要求紧急转移到日本，却在途经沈阳机场时，被苏军抓捕，随即被押往苏联。

苏方对身份特殊的溥仪，提供了待遇优厚的俘虏生活：每天有丰盛的四餐，在他的单间住房里，溥仪可以散步、聊天、听有线广播，甚至还可以弹钢琴。

1946年春夏之交，溥仪作为远东国际法庭的证人，陈述了日本帝国主义奴役满洲的计划和实施过程。

此时的溥仪，心中唯一的期望是永远不回中国。他深知自己在“执政”伪满州国期间签下的一系列密约，不仅出卖了东北的主权，还进一步推行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，中国人绝不会原谅自己。于是，在苏联的五年间，除去口头请求，溥仪还三次写信给斯大林，要求允许他留在苏联，可惜均石沉大海。沮丧的溥仪，只能拉拢身边的苏联看守人员。然而，溥仪百般讨好并没有得到最终的避难允许，苏联方面最终决定将他遣送回国。

1950年7月31日，根据中苏两国有关协议，溥仪被遣送回国。同年8月，溥仪被安排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、改造，这一待就是十年。十年里，溥仪渐渐走出了初来时深陷死亡恐惧时的崩溃状态，情绪逐渐缓和，慢慢过上了“正常人”的生活：叠被、铺床、挤牙膏、系鞋带等等，年近半百的末代皇帝溥仪一切从头开始。

1959年12月4日，溥仪接到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的特赦令——他出狱了，从此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