子夏言“《春秋》重人诸讥皆本此或奢侈使人愤怨或暴虐贼害人终皆

子夏言：“《春秋》重人，诸讥皆本此。或奢侈使人愤怨，或暴虐贼害人，终皆祸及身。”

刘向《说苑·复恩》：

子夏曰：“《春秋》者，记君不君、臣不臣、父不父、子不子者也。此非一日之事也，有渐以至焉。”

显然，子夏概括的《春秋》之义，一是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，即礼；一是“重人”，即仁。礼和仁，正是孔子思想的核心。

《公羊传》最初是口头传授的，据《春秋公羊传注疏》徐彦疏引戴宏序：

子夏传与公羊高，高传与其子平，平传与其子地，地传与其子敢，敢传与其子寿。至汉景帝时，寿乃与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。

景帝时，胡毋子都与董仲舒同治《公羊春秋》，皆为博士。此时传《春秋》者虽有五家（另有邹、夹二家，因“邹氏无师，夹氏未有书”而不传），只有《公羊传》立于学官。《公羊传》因开宗明义提出“大一统”之说，结末强调“拨乱世反诸正，莫近诸《春秋》”，其所说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之义，又利于巩固封建秩序，所以在汉初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很自然的。武帝时，诏太子受《公羊春秋》，由是《公羊》大兴。《穀梁传》至宣帝时方始立于学官，《左传》则直至平帝时才一度立于学官，以后王莽、光武帝都曾设《左传》博士，却昙花一现。终汉之世，在经今古文之争中，《公羊传》在官学中的地位都不曾动摇。董仲舒授弟子嬴公，嬴公授眭孟，孟授庄彭祖、颜安乐。至东汉，《公羊》遂分为严（避汉明帝刘庄讳改）、颜之学。灵帝时，何休覃思不窥门十有七年，作《春秋公羊传解诂》，是汉代《公羊》学的总结。

魏晋以后，《左传》渐以其详备完整的史实与丰美流利的文辞崭露头角，越来越见重于世。相比之下，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逐渐受到冷淡。晋代还有王接、王愆期父子“更注《公羊春秋》，多有新义”（《晋书·王接传》）；又有刘兆“以《春秋》一经而三家殊涂，诸儒是非之议纷然，互为仇敌，乃思三家之异，合而通之。《周礼》有调人之官，作《春秋调人》七万余言，皆论其首尾，使大义无乖。时有不合者，举其长短以通之”（《晋书·儒林传》）。但总的趋势，却是《左传》盛行，而“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二传，儒者多不厝怀”（《北史·儒林传上》）。虽然如此，《公羊传》仍是儒者们推崇的一部经传，所以北魏刘兰“排毁《公羊》”，有人便指责他“毁辱理义”，刘兰“由是见讥于世”（同上）。